而外国有两方面与我国有明显的不同，首先外国的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能力没有我国强劲，在市场真正陷入衰退之后，只有财政刺激和货币刺激，相对间接地对市场产生拉动作用，另一方面外国的储蓄能力与我国相差比较明显，因此普通民众对于停工停产的抵抗能力相对较差。
也就是说，如果疫情对外国经济产生了明显的影响，那么很可能对于外国的杀伤力要比我国更强，这也许是两国采取不同措施的选择原因，因为外国也许可以承受疫情扩散造成的损失，却无法承受疫情带来的停工停产造成的损失。
而且另一方面需要知道的是，外国很难采取像我国这样权利而有效的控制措施，即便是想要对病毒采取更强有力的干预，也难以奏效，达到像中国这样的成果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尽快复工复产可能是外国相对更为理性的做法，但是在疫情蔓延的恐慌情绪之下，能否做到就是另一回事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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